“罪责自负”是法治建设不能突破的底线
2023年12月26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向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报告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，公布了多起备案审查典型案例。其中一则案例是，有的市辖区议事协调机构发布通告，对涉某类犯罪重点人员采取惩戒措施，并对涉罪重点人员的配偶、子女、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在受教育、就业、社保等方面的权利进行限制。报告认为，此种限制违背罪责自负原则，不符合宪法第二章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”规定的原则和精神，也不符合国家有关教育、就业、社保等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精神。
这一表述重申了一个常识，那就是，“罪责自负”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，是法治建设各个环节都不能突破的底线。
罪责自负原则，又称罪及个人原则或个人责任原则，是指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。它意味着国家在进行刑事责任追究时，不能将犯罪人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第三人，不能搞“捆绑式处罚”。与罪责自负相反的是团体责任，这是古代刑法的特点，是实行君主专制的附属品。在西方古代刑法史上，曾盛行团体责任，如日耳曼法长期保留血亲复仇制度、亲属代偿制度，行为人侵害他人后，侵害者的亲属往往因此付出金钱乃至生命的代价，古巴比伦王国《汉谟拉比法典》、古罗马《十二铜表法》、古印度《摩奴法典》中也有大量类似规定。
在古代中国，因为家国一体、伦理本位的思想及宗法制度，个人行为与家庭、家族紧密相连，它是团体责任存在的社会基础，族诛、缘坐、连坐、籍没等均为团体责任的体现，如隋朝《开皇律》规定“大逆谋反叛者，父子兄弟皆斩，家口没官”。《唐律》对“谋反”“大逆”两罪适用族诛，诛杀范围为“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处死”。1910年公布施行的《大清现行刑律》和1911年公布的《大清新刑律》明确废除了族诛、连坐等体现团体责任的制度。团体责任罪及无辜，严重伤害公平正义，扰乱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，也会使人民群众质疑立法的权威性、司法活动的准确性。